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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达观点的门槛变低，你不需要付出代价

　　晚饭前，陪爷爷下楼遛狗，远远听到两个男人在愤怒地争吵。其中一位牵着一只秋田犬，另一位年纪稍长，手上拎着一双小孩的溜冰鞋。“回去跟狗睡吧你！”“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！”两人都争得面红耳赤，挥舞着手脚。四面八方慢慢聚拢来一些邻居，三姑六婆握着蒲扇怯懦又八卦地观望，骑着玩具车的小孩嬉笑着奔来，好心的老大爷上去劝架，也被狠狠推开。楼上有个女人大声劝阻：“别吵了！两个大男人像什么样子！”爷爷抱着泡泡越走越靠近，我想喊他回来，怕受牵连，可他听不见，我也随着跟上去，看了两眼，也就大概猜到是什么事，调皮的小狗把孩子吓哭了，心急的爷爷说了几句重话，狗主当然耐不住指责。二人随即开打，中年男人被连踢了几脚，挨了几拳后长者也在混乱中扯断了狗绳。受到惊吓的孩子不知哪儿去了，无辜的小狗跑到角落瑟瑟地躲起来，它当然不知道这一切，都是因自己而起。

　　只是一场简单的闹剧，可我好像从中感受到一种病态的幸福感。

　　小时候，爸爸带着我在院子里散步，我本来在快乐地玩滑梯，穿着蕾丝裙的小伙伴突然打了我一巴掌。我也不知怎么了，像个傻子一样呆坐着嚎啕大哭，不懂反应，直到她又陆续来了几掌。爸爸当时站在离我十米外的铁丝网后面，年轻时候身强力壮吧，像超人一样轻易地翻过了五六米高的栏杆，一个箭步冲到我前面，狠狠地“还击”了肇事者，“哎，你这孩子，怎么回事呢！”这就是那个炎热的夏天里，一位较真的年轻父亲，和两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小屁孩的故事。事后回想起来，大多都是我责备爸爸太过狠心，小伙伴和我年纪相当，不过三四岁。不值得这样的惩罚。

　　我又想起六七年前，对，就是东京还不热，贾君鹏还没有回家吃饭的时候。那时候人们没有相机，没有社交网络，彩屏手机才刚出现，消遣是网游和电视机。

　　我很幸运地拥有了一部相机，索尼T1，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早的一批家用数码相机。我把它放在书包装水壶的袋子里，看到什么新奇的事物随手就拍下，至今犹记我的第一张照片是ebase的招牌。那时遇到好些对艺术感兴趣的同龄人，我开始看他们的作品，间或交流。完全自发性地，像一株小苗，又好似出于一种“沉默的必须”（奥比语），从此我走上了喜欢拍照的道路。但基本没人能理解我拍照的意义，被最常问及的问题是：你为什么要拍这些东西？我会回答：我只是觉得很好看。

　　然后我注册了一个blogcn博客和一个网易相册，在里面勤勤恳恳地“不务正业”——记录生活。拍的是身边的友人，归家路途中的寻常景致；写的是一些体悟，青涩的暗恋心事，哪部动人的电影，哪个有趣的路人。我把网址粘贴在QQ资料里，于是作为信息的发出者，一个除开主流媒体，茕茕独立的素人信源，我开始发出“我的看法”。与此同时，同学们得以窥见我的生活，跟随我的文字和图片，走我走过的路，看我看过的世界。他们开始觉得我是个很特别的女生，觉得我的照片“好看”，我的文字“独到”。但我想吸引着他们的应该是，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流动和脉搏，并尝试留住一些痕迹。

　　是啊，在连看一本时尚杂志都显得奢侈的赤诚年代，谁有空做点什么副业呢。我用比较大的代价，换取一些鲜明，经过雕饰的观点。不写不拍就也罢，这些珍贵的文字和照片一旦经营起来，它们就理所当然承载了许多的心血，成为别人判断我极少数仅有的凭证，成为了我表达观点的“必须”。

　　如今，我们有了微博。一个对“必须”近乎毁灭性的新出现。

　　我不把微博当作身边圈子的交际网络，所以我很少关注“身边人”，我有其他方式可以得到他们的资讯（例如校内）。我关注的大多是拍照的朋友，独立艺术机构的官博，或者在艺术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人，因为除了微博以外我要得到他们的消息就不能如此快捷。

　　而我每天打开微博，关于朋友们的信息，大概都是这样的：

　　今天是恋爱276天纪念日，发一条；换了新妆容自拍很漂亮，发一条；尝试新的甜品店榴莲忘返真是好吃，发一条；体育考试八百米跑得想死，发一条；麻痹坐旁边那对情侣可不可以别在图书馆里接吻，发一条；刚刚憋了很久，终于放了一个屁真舒畅，发一条……

　　你想了解我的生活？好，那就让你看个够。发表观点的门槛如此平坦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们简直可以像连体婴儿般，一起生活。我的一举一动，看了谁一眼，拍了谁后脑勺一下，脑子飘忽而过的任何一个想法，只要我有一个账号，我都能与你分享。不必再将喜欢的句子抄在本子上，不必苦苦等到每个星期那仅有可以上网的半个钟时，精心撰写一篇日记，不必掐分掐秒地看着拨号上网的时限。人们没有必须要表达的观点，记录和表达变成了常态，他们习惯了将其经历的一切都公诸于世，都是因为这一切都来得太轻易了。

　　“我不必付出代价。”

　　“所以我不必思考我到底说了什么。”

　　它们是否妥当可行，会不会很片面，有严密的逻辑支持吗，在发出指责后我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，会不会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，也许还让别人对我产生了偏颇的看法？这一切都不必考虑。因为我不必付出代价，即使是说错了什么，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般立刻删除，看谁不顺眼了，动动手指就可以拉进黑名单。

　　和“低门槛”同样致命的是“远距离”。

　　如果今天是几个被刷屏“刷”晕了的同学，和几个公关部的干事在饭堂前大声争执欠考虑的赛规，乃至大打出手，你敢不敢上前劝架或争论，或者是进一步地指责主办方“不尊重参赛者”的做法？你敢不敢？

　　你不敢。

　　因为这需要付出代价。

　　握着蒲扇的三姑六婆不敢，骑着玩具车的孩子也不敢。非亲非故的两个大男人，指不准谁一挥手就把你眼睛打瞎了，腿踹断了。所以除开好心的老大爷，他们都只是遥遥地望着，不言不语，也不阻拦。他们不愿为别人生活中的纠缠买单，这样的代价不值得。站在高处的女人就不同了，她大声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：你们两个大男人太丢脸，为了一点小事喋喋不休，给邻居们带来了困扰，其实大家都在看你们笑话呢！因为她距离当事人很远，说什么，怎么说，说得对或者错，都没人能对她造成威胁。

　　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，明明站得很远的人，为了保护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物，这件事物可以是一个人，或是一种准则，愿意冲到最前面来直面事实，付出代价，不但发表了观点，还做出了行动。因为他们真切地在意这段矛盾，有不得不抒发的理由，他们的情感是“必须”的，这位就是我的父亲，他愿意在炎热的大夏天拖着一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孩子，去给另一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孩子的家人道歉。这也是我所说“病态的幸福感”，我思考的动机。

平民对平民的枪决

　　偶然看到一个关于“废除死刑”的讨论页面，这样一句话，近乎要颠覆我绝对支持执行死刑的立场——要废除死刑，因为在中国，死刑是平民对平民的枪决。

　　“即使是一人一票又如何呢，经院管院人那么多，我们怎么和别人比？”

　　是啊，可的确就是比不过的嘛。

　　我的三个室友在大二都留任了部长，其中一位就任于院学生会。她有一次和我谈到，学校在分配活动资金方面，是按学院的人头来计算的，这样的做法十分不妥，因为任何比赛不会因为你是小学院，总人数少，就可以少派同学来参加，或者有更高的机率获奖。对于我们这种一个年级百人左右的小院，分到的经费实在是不可观。甚至直接导致辅导员对同学们下“禁止活动令”：凡是没有希望获奖或没有奖金可得的比赛一律不许参加。如是则形成了一个几乎不可逆的恶性循环。

　　“唉，XX院跳个土风舞就花了两万块。我们一个学期就四千块钱。”

　　暨大学院与学院之间，特别是校区与校区之间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事实已经存在许久了，这点珠院的同学比谁都有发言权。当一个院只有别人一个班的人数，可用资金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时候，它该怎么参与活动？你让我告诉你，除了学校，好像没有人可以告诉我。

　　是谁在管理公关部的微博？小干事咯，大不了是部长级，归根究底是和你同吃一座饭堂，同看一片日月湖的校友；是谁废寝忘食为了这个活动奔波？来来去去就那几个人。看到你的谩骂谁会觉得苦恼？反正不会是高枕无忧不出钱也不出力的校领导。

　　你们都是平民，这是平民对平民的枪决。

我为什么不做一颗沙子

　　一切的丑恶源于狭隘。

　　狭隘的地域情怀：“别以为你有深圳户口就是深圳人了，我们深圳以前多好啊，都是你们这些外来人来了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问题，快给我滚出去！”狭隘的组织情怀：“哇，团工委这下子成为众矢之的了，真是活该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希望它和学生会大打出手，两败俱伤，这样我们就最开心了。”狭隘的特权情怀：利用手上一点点小权利，否定一切不符合规定的做法，丝毫不懂变通和换位思考。例如：老师或组委会无端阻拦校园媒体的摄影记者拍照，却不考虑摄影记者无私的付出，且这些报道照片会为活动增色许多。

　　用沙子来形容平庸的人，真是很恰当。他们都是微小的，圆滑的，全然相同的。海浪一来，他们被冲积到了一起，形成貌合神离的阵营，遇到沙滩上一个的大洞，就像捡了便宜般，唯恐天下不乱地拼命往里钻。但若是遇上再大一点的浪，就又被打散了，一秒也不能保持原型。

　　上学期新生杯期间，有一个人对我说：“哇，你以为团工委就了不起啊……blablabla”

　　她此话一出，就彻底地输了。

　　团工委？团工委是什么？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，都是不值一提的，除了那些源自于内心的情感和准则。

　　什么东西了不起？正直的品格，谦逊的处事原则最了不起。

　　我很少主动发起攻击，因为人家活二十年，我活十九年，连这大千世界的一个角落都没参透呢，哪有什么权利给别人施加压力，要求别人变得最完美呢。与其在微博粗暴地指责同伴，我宁愿相信不论是去饭堂还是北门的宵夜档，自己都自备餐具，不使用一次性饭盒这件事，能让世界更美好，哪怕是那么一点点。

　　所以，你可以说我是这片沙滩上的一颗石头，不美，但是不跟从。